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有为青年一样，23岁的庄学义最终选择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边疆。
这个决定得到了家庭的支持——哥哥姐姐很早参加革命，老母亲跟随大姐生活，家庭氛围的熏陶，使得庄学义从小便对党和新中国抱有一份感激：“就是觉得党培育自己这么多年，学成之后应该报效祖国。”
“怀着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想法”，庄学义和同班的10多名同学一起，踏上了北行的列车。他们的目的地是大兴安岭，一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
9月的天，南京还很热，北国已经开始寒冷——列车到了齐齐哈尔的时候，庄学义已经“冻得直哆嗦”，托运的行李还没到，“又被冻了几天”。
当时，大兴安岭首府加格达齐还没有通汽车，庄学义这批拓荒者先在鄂伦春组建了“筑路筹备处”，招了500多名工人，在筑路之前，先让他们进入技工学校学习。庄学义担任这批学员的政治辅导员。一年后，他跟随这批学员进入筑路的第一线。
“那是我出校门后的第一次碰钉子。”庄学义说，按照他原先的想法，应该是学员表现好，才能安排得好，后来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许多学员拉关系、走后门，被分到了好部门，而另外一些同学则求告无门。
这让他感到愤怒，向领导提出了反对意见，结果，不仅没有扭转局面，自己反而被指责为不尊重领导，下放筑路队进行锻炼，工作是开推土机。
你当时会开推土机吗？记者问。
“当然，我学的就是林业机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