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义说，正是这些善良的人们，因为自己的案子而落得个凄惨的下场，这常常让他心怀愧疚、寝食难安。
让他感动的是，在这二十年中，这些星流云散到全国各地的同事们，中年惨淡离职，投奔他乡，事业、家庭和子女也因此都受牵连，但从来没人因此埋怨、怪责过他。由于经济状况都不宽裕，他们之间偶尔才见次面、通个电话，这时也总是鼓励他，要他不要放弃鸣冤之路。
庄学义说，在这场长达二十多年的冤屈中，他除见证了落井下石、见危不救的丑恶、推诿责任、麻木不仁的官场文化之外，也收获了真诚、正直和高贵的人性温暖，“是他们让我觉得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迟到的平反
1988年保外就医开始，庄学义便踏上了漫漫上诉之路——去北京、哈尔滨、大兴安岭，一次又一次，“递出去的材料也有几十公斤”，但很多石沉大海。
有很多次，他自己也都几乎无法坚持，但是，一想起所受的不公，想起家人陪自己所受的委屈，想起那些因为他受牵连的人，只得一次又一次地打起精神。
2000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田纪云，来到了13年前他曾指挥灭火的大兴安岭，实地听到了有关庄学义的案情反映，明确指出，“要搞实事求是，不搞实事求是那还叫共产党吗……”
在这种情况下，庄学义案才得以进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程序。
又过了4年，庄学义迎来了这份已经迟到了17年的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