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能说明庄学义当时境况的细节是，图强林业局给每个职工都装了电话，但就是不给庄学义装。两个职工实在看不过去，帮庄学义私自装上了，但还受到局领导的责问和追究。
庄学义只得离开图强，回到出生地——江苏连云港。可是，离家多年，栖身之地早没了。而且，大兴安岭检察院不断派警察来，企图将他重新投入监狱，这让他惶恐异常。
“被他们再弄进监狱，肯定没有好结果，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只有躲。”描述那几年的流亡生涯，庄学义用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两个词。
“只要林区那边通过好心人传来风声，说有人来抓，当然不是直接说，有时是一张电报，上面写着：‘单位有急事速归’，我就明白了。单位找我能有什么事，肯定又是有人来抓我了，于是赶紧躲出去。”
“一个保外就医人员，办不下来身份证，又没有钱，就常常在车站过夜……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每个地方呆几天就走了。”
“看病需要花钱，流浪需要花钱，都是向朋友们借的，最多的一个借了五六万，直到现在还没还清。”
1990年，金培华生病住院，结果被单位歪曲为陪着庄学义一起躲避警察的抓捕，被单位开除党籍、长期下岗，全家几乎陷入绝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受影响不可避免。有一次，孩子拉着他的手问：爸爸，我们是逃犯吗？
这让庄学义无言以对，是的，孩子们都还小，不应该跟着自己受累——“我被逮捕的时候，他们都才12岁，小学毕业，被送回了老家，寄居在亲戚家上学。亲戚的孩子也多，日子不好过，尤其我的孩子天天吃住都在他们家，时间长了，谁都会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