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孟子有过“义利之辨”,但孟子之义仍属于“爱民如子”之仁的范畴。墨子的精神是义,但墨家之义在秦汉年间就衰落了,其末流则转向江湖之义。章太炎感叹,我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
哲学家李泽厚认为,中国主流文化属于“乐感文化”,重实用,轻思辨。孔子也说,不语“怪、力、乱、神”。
生活在天地君亲师的伦理世界,我们被告知要感恩,感恩上级,感恩顾客,感恩老板。在感恩中,原则、正义、是非、善恶、精神、思想等被忽略了。
大行其道的,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下级是上级的“子民”,员工是老板的“子弟兵”;即使个人成长得足够快,足够高大,但在他上面仍有社会组织,仍有一个奉之如父、如兄、如君的人或机构。
这种规定角色演出,对于某些国人再正常不过了,先给领导打伞,转眼在另一场合享受别人给自己打伞;在朋友圈恭维别人,转眼在饭桌上享受别人的恭维;一面称赞、羡慕马云的能量,转眼又给星云大师的修行点赞。这种表演是“作伪”的,也是“无耻”的。但在此间,没有人“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