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无情而又严酷的现实，我同吴岱峰、高锦纯、杨文谟同志商议，准备让部队压枪（埋枪）分散出山回照金。于是，我们便把战士们集合起来，宣布决定。会上，我说：“这次失败，是我们领导上的路线错误，让大家吃尽苦头。现在如果继续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藏在山中，将会全部冻死饿死在这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分散回照金，再树大旗。”接着，我又讲了如何出山，如何过封锁线的具体意见。
听了我的讲话，在场战士全哭了。患难与共的战友；情深意长，谁愿意离开战斗的集体？但是，不分散出山又有什么良策？大部分战士不得不挥泪而别。我身边只留下吴岱峰、高锦纯、杨文谟、曹士荣、马宜超等18位同志。我们把战士们留下的枪支，分两个地方埋入地下，为了防止敌人挖枪，将枪身和枪栓埋入异地。
随后，我们一行沿石头峪方向，继续寻找志丹、汪锋。我当时设想：志丹、汪锋同志肯定没有被敌人捉住，捉了敌人会大造舆论的；也不可能遇难，遇难了风声会更大的。
在石头峪后山，我们整整转了四五天。一天，我们在后沟两户群众家，正做饭吃，哨兵急急忙忙跑来报告说，北面山豁口有人影活动。我随即派一个班长带两个战士前去侦察。对面山上的人看见我们的侦察员，不答话也不躲藏。侦察员便高声喊道：“你们是什么人？”对方仍不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