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府利益——实质上也就是个别人、一些人或集团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通常处在弱者与牺牲的地位。除非他有着高于政府官员的关系或权力。在强大的政府面前，作为个人大概只有三条路可走：要么做个良顺，拖家带口走人；要么拿起自制武器，就像潘蓉所做的那样；还有以死相争，就像唐福珍。个人与政府从来没有平等对话的可能，就像闵行官员所做的总结。 较为可悲的是，潘蓉唐福珍都坚信《物权法》，以为政府不会强行跑到人家把房子拆掉，然后说我给你多少补偿款你就得拿多少补偿款。她们都相信标准，或者说是常识。 以《物权法》质疑或对抗政府文件，这本身就是一种耻辱，是公民与国家之耻。他们还不知道，《物权法》的效力更多是为既得利益者而生，是以国家意志的方式保护最大的私产者，以预防类似六十年前、四十年前的陡变。 《物权法》与政府文件的矛盾是对既得利益者的双重保护，使他们达到双重的占有——当他们自我保护时就举起《物权法》，当他们侵害百姓时就举起政府文件——，自然也就是对平民百姓的双重伤害。
面对现实，潘蓉唐福珍只好举起汽油瓶——汽油的价格还是太低——，而政府则有铲车推土机警车消防车，全都有备而来。警察与拆迁队员只顾抓、拆，全不管潘蓉家还有孩子，唐福珍两次浇油才把自己点着。 闵行官员高调说：当潘蓉扔下汽油瓶时，现场的拆迁人员始终保持克制的态度，他们完全可以对潘蓉采取更加严厉的反制措施，但是他们并没有……。 成都金牛区官员就低调了许多：什么“最好的专家，最好的设备予以救治……”什么“谁也不愿意看到……，深感痛心”。他认为暴力拆除是“执法”，唐福珍是“点火自伤的意外”。 所以潘蓉应该感激，唐福珍应该自责才是。 我不知道潘蓉会不会举家回去新西兰，再不回来；但烈性的唐福珍确实死了，她的家被拆，家人被抓，彼此也未见最后一面。金牛政府的定性是“暴力抗法”，为唐福珍的死罩上了最后一道阴霾，以消除他们行使暴力的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