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孙经先教授，如果笔者当年死了，大概也是不能算“饿死”的，只能算“营养性死亡”？呜呼，多么“美妙新鲜”的说辞！好一个“创新”！
此外，请问孙经先教授：在大饥荒中因外出逃荒、上访、向上级写人民来信而被抓关进收容所遭毒打而死的那些人，算“什么性”的死亡？因饥饿至极而吃了刚死不久的死人肉而被抓被打、被判刑劳改而死的那些人算“什么性”的死亡？孙教授给发明个什么“优雅”点儿的词好吗？
学术始于质疑。孙经先教授敢于质疑的精神可嘉，但“结论先行”和“选择性取证法”以及笃信“孤证”的所谓“研究”实在太可笑了，如这样指导博士论文真的要误人子弟。孙经先难道就凭这成了“特聘教授”？
世界是处于模糊状态的。在社科研究中，对于中国如此大国，要非常精确地统计诸如三年大饥荒究竟饿死多少人，死于文革“武斗”究竟有多少人，确实很困难。大饥荒饿死人的情形各地严重程度也有所不同。但是，“模糊数学”毕竟已是一门科学，概率论也早已创立，抽取分布各类地区的样本进行详细统计更是研究的重要方法。那么，仅以河南、贵州、安徽、甘肃、青海、四川等大饥荒严重省份的《地方志》和当时的地方文件、总结、向省、中央据实情所写报告、亲历者的回忆，再结合国家统计局等统计部门的数据，多方比较、印证，推算出基本数据来并非就不实在、不可信
。而仅以河南信阳和四川大饥荒的史料，也足以证明孙氏全国饿死仅“250多万”的说法是多么“二百五”，多么荒唐离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