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孙经先却一不小心露出了马脚。孙在文中说：“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就必须对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分析
”——这就是说，孙教授在进行“分析研究”之前已经得出“饿死三千万是荒谬的”结论了
。这还具有起码的科学态度吗？为唯心的观点搜寻证据这就是“科研”吗？
诚然，搞科研做实验也可以先行提出“理论假设”，但佐证“假设”的恰恰应当是多组不同对比性实验结果和实据，而不是仅以一种结果和证据即下定论。孙氏以这样“结论先行”的态度进行所谓研究，必然只盯住对证明自己“假设”有利的所谓“证据”，而对更多客观证据必然出现选择性排斥和“色盲”
——这是一位教授、博导搞“社会研究”应有的态度吗？孙教授就是这样“指导”自己的学生做博士、硕士论文吗？难怪当今学术界浮躁虚夸之风盛行！但据说孙教授学术成就颇丰，那究竟是什么使得孙氏突然如此浅薄而昏昏然忘了科研的基本方法论呢？
三、孙经先教授必须对重大原始档案史料“证伪”
做社科研究，“证实”是一种方法，但对重大原始史料“证伪”有时是必不可少的，否则难以立论。那么，先请孙经先教授对下列史料和结论“证伪”，如此，孙氏“仅饿死250多万”的结论才或许有丁点儿可信度而免于被评价为“二百五”。
1、《党史》二卷及其编委会是否也涉嫌“造谣”？
曾主管《党史》二卷编撰和修改工作的中国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在回答《中国新闻周刊》有关提问时作答：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口数据社会上有很多争议……我们采取的是国家统计局的，1000多万（多多少，没说）这是最权威的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