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仅仅闭门造车而不深入基层多多走访调查当事人？对此，我们只能归结于孙经先教授错误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在研究分析前就“结论先行”——所谓“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
。以这样非客观的态度和方法去做所谓研究，进行“选择性取证”，其结论还有几分客观性和可信度呢？
最有意思的是孙经先教授的“创新”——为了避讳“饿死”这一似乎刺耳之词，孙教授发明了“营养性死亡”
。
什么叫“营养性死亡”
？笔者可以亲身经历为例为孙教授诠释：笔者是城里人，大饥荒时在安徽，10来岁，当时笔者因每天只能吃到2～3市两粮食（0.5公斤=16市两，粮证上笔者月定量4.5公斤，其中1.35公斤为发霉的红薯干或曰山芋干），成天处于饥饿状态，终于患上了“营养性浮肿”，
而且后来又转为正式的“急性肾炎式浮肿”，无钱治病加上饥饿，唯一只有卧床，一个月下来已无法下床气息奄奄……由于1961年末国家经济在刘、邓、周等主持调整下开始有了点好转迹象，所以对城市中像笔者这样患了“营养性浮肿”濒死的市民，配给了一两斤黄豆，凭这，笔者终于从死亡线上闯了过来。而笔者即便在城里，当时也时见“路倒”，多日无人收尸……
。以这样非客观的态度和方法去做所谓研究，进行“选择性取证”，其结论还有几分客观性和可信度呢？
最有意思的是孙经先教授的“创新”——为了避讳“饿死”这一似乎刺耳之词，孙教授发明了“营养性死亡”
。
什么叫“营养性死亡”
？笔者可以亲身经历为例为孙教授诠释：笔者是城里人，大饥荒时在安徽，10来岁，当时笔者因每天只能吃到2～3市两粮食（0.5公斤=16市两，粮证上笔者月定量4.5公斤，其中1.35公斤为发霉的红薯干或曰山芋干），成天处于饥饿状态，终于患上了“营养性浮肿”，
而且后来又转为正式的“急性肾炎式浮肿”，无钱治病加上饥饿，唯一只有卧床，一个月下来已无法下床气息奄奄……由于1961年末国家经济在刘、邓、周等主持调整下开始有了点好转迹象，所以对城市中像笔者这样患了“营养性浮肿”濒死的市民，配给了一两斤黄豆，凭这，笔者终于从死亡线上闯了过来。而笔者即便在城里，当时也时见“路倒”，多日无人收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