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世界起源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场必要的精神革命：文艺复兴。中国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首先从承认自我、承认人性开始。崔健就起到了这样的启蒙作用。”梁和平发现，当年那些歌迷来信几乎没有人把崔健当作一个偶像歌星来崇拜，而是纷纷倾诉：他们从崔健的音乐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信。
“《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在这之前，中国的歌曲里只有‘我们’，即使有‘我’，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一个兵’这类。而崔健的第一张专辑里，一共有150多个‘我’。”
音乐理论家金兆钧则评价：《一无所有》这首歌不仅属于青年，也属于全民。“当崔健变成一种自觉行动的时候，他不可能不代表这代人。”
今天的崔健谈到这里则笑笑说：其实，他的早期音乐充满了“行走”，都是在逃避。“在不妥协的前提下，我又惹不起你，干脆一走了之。这种东西可能比较受青年欢迎吧。”
1990年：“演出就此结束”
“同志，我来联系一件事儿。崔健要来郑州演出，想请咱们学校多多给予帮助……”55岁的作家赵健伟依然记得自己二十多年前说过的一段话，在那个湿漉漉的早春。
1990年初，赵健伟是崔健团队的宣传员，拿着200元的月薪，帮崔健“为亚运会集资系列义演”打前站。第一站北京，第二站是郑州。大学是个大市场，他跑到郑州大学团委，想请他们帮忙在食堂这样的地方贴几张海报。那时，海报就是最有力的宣传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