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崔健称之为“中国最早研究摇滚乐的人”的曹平见解颇为独特:如果不是“封杀”,崔健的地位可能会下降,“放开了演,商业上他会获得的利益更大一些,但可能观众也看腻了。”
“封杀”未尝不是一种机遇,文博提起自己的往事:北京交响乐团强迫“七合板”乐队解散,也劝退了“执迷不悟”的崔健,但不久就无法忽视社会对电声乐队的需求市场。文博在团里找几个乐手,以歌舞团的名义搞演出,每人分得的收入可达工资十倍以上。
1990年左右,他以这些乐手为核心,停薪留职去福建等地的歌厅演出了两年,有时候一个人每月能分上万块。
2012年:“你可以随便站了,你却站不起来了”
“封杀”的年代远去了。不知不觉间,当年那个眼神锋锐、一身绿军装的愤怒青年已届知天命。“改革开放”也早过了它在中国的三十周岁生日。
几十年来凌晨五点睡觉、下午两点起床,崔健眼袋还是很深。他从不碰毒品,酷爱游泳健身。当时总桀骜不羁抿着的嘴角,现在时常露出笑意,下巴上总是刮得很干净的胡茬已经见白。聊起当年批准他上台演唱《一无所有》的王昆,他说:永远都应该感谢她。
接受媒体采访时,崔健坦言,自己的经济能力已经超越了年轻时的几十倍。他不认为经济地位变化会削弱他的力量,强调“批判性尖锐性比过去强100倍,你们听不懂”;但他也承认,已经从“感受生活”,变为“观察生活”。
如今崔健的演出审批已不受什么限制。相反,他开始主动抗拒。当年电视台不让他上节目,现在则是他拒绝电视,因为现场演出效果很难达到他的要求。经纪人尤尤劝说了他很久:“不是观众不选择你,是你没给他们选择你的机会。”他才有限地参加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