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的蛋》也是崔健最后一张被歌迷广泛接受的专辑。至今，他的演唱会绝大部分曲目都出自他的前三张专辑。
崔健女儿的干爸爸、美籍犹太人Kenny Bloom透露：那段时间崔健极为难受。“他说，如果在成都演出，会有三万人去听。可北京是他的家乡，却不能在这里演唱。”
“有人可能会以为崔健是一个Trouble Maker（麻烦制造者），但他不是，他是沟通者。”Bloom回忆。
二十年前给崔健担任法律顾问的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大中表达了与此相似的意见。年过五旬，他仍记得崔健对他的长篇内心倾诉：“搞摇滚乐，就要对现实批判，以一个批判者的角度，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社会批判。摇滚乐是在西方世界产生的，最初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要批判现实。社会是要有人歌颂，也要有人批判的。批判最终极的目标，是使社会得到改进，文明走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等到文明进步了，我还应该站在更高的标准再去批判。我永远是批判的。”
1999年，陈戈回国创立了普徕文化公司，打算把美国经纪公司的模式搬到中国，签约的第一个歌手便是崔健。他在北大上学时是崔健的歌迷，想了很多办法打破“封杀”。
他选择电视作为突破口，找杨澜给崔健做了一次专访。她和丈夫吴征都听崔健。然后他联系湖南卫视，对方很有兴趣，请崔健在现场演出。“演出之前接到广电（总局）的电话，说最好别办这个；湖南说那好，您给我下个文，我就停。那边就没回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