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电视台都找我们，去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摇滚乐到底是被中国接受了。可是滞后了二十年。”崔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现在写的歌上电视也不可能。这就是面子在作怪。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早晚会接受，但他们宁可放慢历史发展的步伐。”
现在的崔健，与现实有了某种程度的相互宽容。尽管他仍然不愿意在采访中谈《一无所有》，但已经对摄影师更加耐心；在演唱会上也一定会唱那些他最经典的老歌。而不再像十年前的他那样非跟观众较劲。他似乎理解了歌迷们对青春理想的怀念，正如他不再穿绿军装，却坚持用一颗大大的红五星作为自己的标志。
不再一无所有的崔健还愤怒吗？这是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没有答案。
他的音乐，正和他的脸庞一样，少了很多棱角。他对编曲技巧的操控更为圆熟，他的现场演出越来越像一场展示个人才艺的音乐盛宴，他也一如既往地对新歌坚持完美主义，稍有不满意就推翻重来。但他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演唱会上，他费尽心血写出的新歌引不起共鸣。它们不在这场万人合唱的卡拉OK大赛曲目里。
“连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讲不清楚现在这个年代是怎么回事，你又能要求崔健说什么呢？”王小峰持续采访了崔健十几年。他认为，崔健不再能代言时代原因不在于他本人，而在于这个混乱、光怪陆离而又浓缩爆炸式发展的时代和现实。
Kenny Bloom谈到这里一耸肩：“大概微博取代了崔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