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地方政法委掌握了信访权与综合治理权，在“综合治理”的口号下，有的政法委不仅控制了公安、法院、检察院，甚至包括了国安、武装警察系统，能随时调动中国外交、教育、司法、行政、军队、卫生等资源，成为政权以外的一个权力中心。例如，河南义马市的信访体制“改革”，撤销信访局，成立群工局（部），后又挂回信访局牌子，两部门合署办公。这个群工部（信访局）权力有：直接交办督办权、重大决策评估权、社会建设指导权、考核奖惩建议权，等等。在地方上，通过涉诉信访的管辖权，政法委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院”。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地方政法委干脆设立宪法规定的体制以外的“法院”，而这个“法院”听命于政法委，且很少受法律程序约束。
这一切，使政法委成为不仅集公、检、法于一身，而且集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于一身的超级机构。
第三，政法委的工作方式、导向与公、检、法不一致
政法委的工作方式是协调。协调案件大致的程序是：“公检法向政法委提交有分歧的案件，主要是证据不足或认识上（可逮与不逮）有分歧的案件；政法委通过调查案件，召开协调会，提出初步意见，并形成会议纪要下发各部门……这种结果往往不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定的一致，而是由于政治权威的运作……”这种工作方式与公、检、法三家分工制约的宪法模式明显不一致：政法委的工作方式是集权的方式，而宪法规定的体制运作方式是公安侦查、检察院起诉、法院裁判。就导向来看，政法委制度也与宪法规定的制度不一致的。政法委“整个案件协调的过程是以政治化为导向，按照政治制度逻辑运作而不是司法制度逻辑运作的模式进行的”，注38而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