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式社会主义时代，从来没有按马、列的“按劳分配”方式分配过。在农村人民公社化之后，基本上是一种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它不是“按劳分配”，更像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评的“粗陋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它既不能刺激生产者的积极性，又不能满足人的最低需要，马、恩称其为是“反动的”；在城市的企业中，采用的分配方式是技术等级制假奖金制度。这种分配方式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其合理的一面是，它符合人们自然发展的需要，也就是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收入的需要也在增长（如需要上养老下养小等），这种分配方式也正好符合这种要求。不合理的一面是对生产者的积极性刺激不够。技术等级制可以称作为是最初的“按需分配”制度。
在“邓”式社会主义时代，农村在包产到户之后，相当于所有制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属于集体劳动的范畴了，分配方式走上了另一条路；在城市的改革开放中，错误地把比较成功的农村改革的经验推到企业改革中来，认为企业尤其是国企搞不好的原因是职工分配的“大锅饭”造成的，也就是职工生产的积极性不够造成的，从而推行了所谓“按劳分配”制度。由于原因没找对，使国企尤其是中小型国企，在一段时期内陷入困境。其实国企真正搞不好的原因并不是分配制度问题，而是国企体制和运营方式不适合市场经济形式。从大型企业来看，由于是垄断，在经过阵痛之后，经过调整，才走上了适合市场经济的道路，但它由于前述技术和集体操作的原因，从来没有实行过“按劳分配”制度。它们最多实行的是等级制加较多的奖金制度，而奖金只是与整体效益联系罢了。过分地宣扬“按劳分配”制度的作用，并没有挽救中小国企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