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周刊第7卷第12期刊登的《生活日报社股份两合公司章程》详细制定了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如有盈余,先提法定公积十分之一,再提付利息六厘,余下的再从无限股东版权红利(5%)、股东红利(40%)、职工奖金(20%)、特别公积金(35%)等方面作百分分配。
拒绝引入大资本,那么广告经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但邹韬奋在广告经营上没有唯利是图。“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广告不登。”“凡不忠实或有伤风化之广告,虽出重金,亦不为之登载。”
这是需要勇气的。当时的一些大报为了维持生计滥登广告,有的几乎成了广告报。而较为赚钱的则是被邹韬奋拒绝的医疗等广告。
邹韬奋不得不从发行上另辟蹊径,他主张建立全国通讯网,通过扩大销路,增加出版物的销量来增加收入。他在上海创办《生活日报》时就要求“本报不必只在上海推广,应就全国各县,分区竞销”。
在抗日战争之前,生活书店在上海福州路一个三层楼上设了一个门市部,挤满了购买本版外版书刊的读者。当时我国的四大书店——商务、中华、世界、正中都有宽大敞亮且位于临街楼下的店堂作为门市,但顾客寥寥。当然,生活书店里的读者也多是只看不买,时人曾回忆:“站在店里,三个小时看完高尔基的《母亲》,五个小时浏览完《安娜·卡列尼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