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方针指导下。据康永和（原工卫旅地下党书记）1991年说：“（1939年）12月事变前，有三次要杀郭挺一。第一次是在打文水县城时，结果未执行。第二次在水峪贯，要部队化装成土匪打黑枪；第三次是上级来了人，郭挺一在平川，要张兴业去杀……” 为什么没有执行？
当时在工卫旅任“教官”的卓雄（化名张英，是120师锄奸部长、程子华应郭挺一要求派到工卫旅协助他领导部队的红军干部，实际他受120师贺、关首长委派带电台一部，掌握工卫旅和暂一师两支部队。）说：“我在工卫旅期间（1937年底到1939年下半年）……我们所进行的各项工作他（郭挺一）是支持的。我是他通过程子华同志请来的八路军的人，我的政治身份他是明白的，……我的公开身份是“教官”，但实际上他是让我参加工卫旅的领导工作的。如部队的行动、作战，一般都是经我参与决定，下达的命令……经我同意后，他才签署发出。……我们上面的领导人……计划要把这支部队吃掉……早在1938年就想把郭挺一搞掉，有一次命我布置一个战斗，在战斗中伺机把郭打死，并让我也“负伤”，后来没有执行。倒不是怕在腿上打一枪，而是我意识到不仅对郭没有理由这样做，而且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也不利于革命。
因此中途停止了执行这次命令。……郭挺一在这一事件（12月事变）中被我们枪决掉了。当时我已调走了。听说原因是说他‘顽固、反动’。我以为根据事变前他的表现，不应给他加上这样的罪名。如果由于在事变中他一下子下不了对阎锡山决裂的决心，态度中立或（他）认为大敌当前不应打内战，就以‘顽固、反动’加以处决（他），未免片面。前面提到，自从同我们合作以来关系是比较好的。他没有做什么坏事（象搞民青、搞按劳分配等等，在他的处境下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公开场合也不能不说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日的话）他没有反共行为，没抓过杀过我们任何一个人。尽管他知道部队里有党的活动，甚至拿到过实据，但他口中说追究并不追究，我们只要找点借口搪塞一下就过去了，而他又是那样精明，办事能力很强，不容易受骗的人。退一步说，在事变的关键时刻他态度不明朗，那也不必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