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西安四周及各县都设置了施粥厂,由赈务会发给受赈者食粥票,填明地址姓名,并造册给粥厂存查。施粥时,检票员查验食粥票,核对底册,然后饥民持竹签排队进厂,男女分列,老弱在前,少壮在后,每人一勺。为防止饥民饱食过度撑死,每人最多只能吃两勺。食粥后竹签收回,食粥票发还本人。
在办施粥厂和收容所的同时,省赈务会还积极进行了平粜、开渠、区田、凿井、筹赈等等事宜。
民国十九年(1930),国民党元老、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来陕赈灾,在灾情最重的扶风县参拜法门寺,朱子桥在此起草了《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呼吁全国各界继续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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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之乱
与西府相比,西安和东府的境况或许更糟。民国15
年刘镇华围困西安300
余日,饿死者过半。解围之后,西安人还没来得及恢复元气,一场大天灾便接踵而来,过去没有死于兵匪之患的人们,如今又在劫难逃地流离辗转死于沟壑之中。这场大饥荒使官商云集的省会西安城中,到处都是没有人管的饥民饿殍。一波一波的灾民逃难到城市,饥寒交迫的难民使西安陷于崩溃之中。
宗鸣安先生在《西安旧事》(西安出版社,2009年)中,对西安的遭遇有许多详细的记述。书中叙述道,父母不忍孩子饥饿痛苦,有的一狠心就直接把孩子弄死,还有的人饿极了,竟然吃起人来。书中有许多记录当时惨状的珍贵照片:有一幅是一家几口人饿死在西安街头,有几个在人行道上的,被人们堆上一些土掩盖了一下,另一个在马路上,只穿着短裤,倒毙在街头,却无人来管。周围的人,有的在做自己的事情,行色匆匆,仿佛没有看到一样,还有的人,在家门口看着。还有一幅是宜君县灾民,一个母亲倒毙在那里,旁边至少有三个大概只有不足五岁的孩子,一个只有上衣,另外两个全身赤露,饿死在外面。母亲的旁边还有一个竹竿或木棍,或许是用来轰赶那些恶狗,或许是用来支撑已经完全无力的身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