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谢世平和妻子钟秋在走廊里向张国政寻衅,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前者点着名说他和蒋爱珍乱搞男女关系,蒋爱珍站在值班室门口呆呆地望着,一言不发。晚上,再也承受不住压力的蒋爱珍独自坐在值班室发呆,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大声叫喊着“冤枉!冤枉!”跑出了医院。同事连哄带拉把她弄了回来,蒋爱珍时而歇斯底里地叫喊,时而哈哈大笑,在场的人无不落泪。
蒋爱珍患了精神分裂症,到医院接受过一段时间医治和调养,病情仍旧时好时坏,经常一个人默默地发呆,自言自语,有时候甚至像疯人一样跑到医院外面去。有一天晚上,蒋爱珍又跑了出去,初春的戈壁滩寒风凛冽,穿着单衣单裤的蒋爱珍在旷野里转游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蒋根土和几个同事开着卡车找到了她,她脸上有几道血痕,两眼直瞪瞪的,蒋根土怎么喊都没有反应。大家把她弄到车上,暖和过来以后,蒋爱珍才呻吟出一句:“妈妈……”
就在这段时间里,李佩华和谢世平如愿地把所谓“张国政与蒋爱珍通奸“的问题弄成了重大事件,1978年3月30日,144团党委派出工作组,到医院专门调查所谓的“3·17”事件,担任工作组组长的是杨铭三,144团主管医疗卫生工作的副参谋长——请注意这个人,正是在这个人的主导下,蒋爱珍和张国政的处境迅速滑向无底的深渊,从而酿成了一场惊天血案。
杨铭三和张国政以往在工作中曾经产生过矛盾,杨铭三对张国政同样“很烦很不感冒很看不惯眼”。如果说李佩华和谢世平表达“很烦很不感冒很看不惯眼”使用的是诬陷手段,那么掌握权力的杨铭三就一定要依仗权力使用报复手段了,这是所有权力者的本能。所以,我们可以说杨铭三带领的工作组从一开始就带着有色眼镜,自然要偏袒李佩华、谢世平一方,只能越调查越复杂,越调查对张国政和蒋爱珍越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