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很早就对民族性给以深刻关注，他笔下绝无我们主流意识形态一再强调的所谓“光明”，我们从先生笔下看到的是中国人心理卑劣阴暗和人格变态扭曲，我们甚至可以很尴尬地从那些人物中依稀看到自己的影子。直至目前，尚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鲁迅先生那样以解剖刀一般锋利的笔触描画出如此一幅晦暗的图画。
所谓民族性，我理解是指寄寓在一个社会系统内共通的或者说标准化的人格类型，某些人或者某个人做某件事，是由他作为群体的人格类型决定的，而人格类型又是一定形态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直接产物，这样，我们就进入到了问题的核心部位——在蒋爱珍杀人事件中，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文化导致了什么样的人格类型？在一个社会事件中，我们必须看到“社会”这个角色，人不过是它的从属，我们会发现并不是蒋爱珍在杀人，真正的杀人者其实正是她所杀的人！非常有必要弄清楚，那些杀人的人作为社会角色究竟带着哪些遗传基因？他们的黑暗人性又是被何种现实因素所诱导？
在我看来弄清这些问题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极为重要——我们最终将会发现，我们所有人都处在蒋爱珍杀人事件之中，刀剑悬挂在每一个人的头上，随时都会落下来结束掉我们的肉体生命或精神生命，不同点仅仅在于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被杀死的方式不同……这正是我们关心此事的理由，为所有这些问题寻找答案，也是我写作此文的目的。
我们在叙述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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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阶段已经过去，国家终于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数千万中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极为严峻，于是，在毛泽东指引下，一场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这意味着城市青年都得离开家乡，去插队或者加入生产建设兵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