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字常有，上梁山者不常有，这就是说，除非是在极端情形之下，绝大多数人选择的都是隐忍和妥协，令人怅然的是，不是铤而走险上梁山的人，恰恰是这些“绝大多数人”，构成了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形态，这就是我们的生存形态，这也是我们置身的这个世界的形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很久远”的蒋爱珍案件才重新具有了现实性——32年过去，尽管有了所谓的改革开放，尽管国家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畸形的政治文化没有发生变化，由这种政治文化导致的中国人的生存形态没有发生变化，社会丧失对善进行遮护机能的可悲局面没有发生变化……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才看到用为保护房产自焚了唐福珍，我们才看到为讨薪而送掉性命的王斌余，我们才看到为讨一个说法而被杀死的杨佳，我们才看到为抵抗拆迁被车轮碾压的钱云会。
当我们苟活着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离毁灭有多远，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就是蒋爱珍，我们就是唐福珍，我们就是杨佳，我们就是钱云会……请允许我把文章开头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刀剑悬挂在每一个人的头上，随时都会落下来结束掉我们的肉体生命或精神生命，不同点仅仅在于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被杀死的方式不同。
应当交代一下蒋爱珍案件的最后结局了。
我看到一份资料说，144团领导把蒋爱珍杀人定性为“反革命杀人”，立即拘留了张国政，说他是蒋爱珍杀人案的指使者。144团党委还决定，追认被杀的3个人为“烈士”。一个月以后，144团里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团领导亲自主持，命令各单位都派代表参加，给被杀的人送了花圈予以祭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