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事件”事件层出不穷。自焚、戮童、“轮子杀人”等等，在今天的当政者看来都有点“突然”。它们没有在前30
年的高压下发生；它们恰恰发生在“措意改善”的今天。但是只要“措意改善”还只是停留在口头，只要还在三步一摇悠哉上朝、开会、议事，只要还在慢条斯理地发号施令，那么，比自焚、戮童更严重的事件还会“突然”发生，并且其严重程度远远会超出我们的想象。突尼斯“革命”火焰的也是自焚者点燃的，但中国人特殊，都是“易燃易爆”品，个体的自燃自焚对对社会进步没有多少意义；它们的意义仅仅在提示人们注意安全，远离危险品。官方提倡“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就是为你的安全着想。
晚清的最后十年与其说是“激进与保守”之争，倒不如说是“革命与改良”之争，由于“改良”的步伐太慢，最后“革命”胜出，枪杆子赶跑了皇帝。皇帝被打倒了，但专制并没有被打倒。就辛亥革命而言，革命党人的“三民主义”和“民主共和”理念，固然是很激进很符合潮流因而很得人心，但是经过几千年儒教专制文化浸淫的中国，下至底层的民众上至“革命”的发动者，他们似乎都离不开皇帝，似乎都摆脱不了专制的“好处”。后来的历史证明，在“民智未开”的条件下，任何“革命”的枪声都显得过于仓促；只有浪漫主义的兴奋，只有美学上的意义，因而没有现实价值与实践意义。整个“民国时期”的乱相和腐败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继续“革命”。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对“民主”理解显然超过了以往所有的“革命”者，对民众的许诺甚至还超过了今日的“改革”者，但是在实践中似乎永远行不通，这是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