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特别是“鉴于政治原因”，使中国人“离开愈快”，远东地区的“俄罗斯化也就越迅速”[20]。
在这片叫嚣声中，沙俄殖民者大肆蚕食江东六十四屯的土地。一八七九年占去段山屯草甸、牧厂（场）；一八八三年占去“垦地二百四十余垧”，“荒地四十余里”。[21]在沙俄的步步紧逼下，六十四屯的面积缩小为长约一百四十华里，宽约四十二华里，约一千六百平方公里。[22]
九十年代初，沙俄将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和移民“联为一气”，移民如潮水一样涌向东方，“至一千九百年每年增至五万”。[23]海兰泡市的人口从一八九四年的二万余人，至一九〇〇年增至四万人，六年中增加了一倍。从而使阿穆尔省的土地问题更加尖锐，于是沙俄当局设法霸占六十四屯的土地，用以安插移民。一八九四年沙俄官员马丘宁提出彻底解决“结雅河畔（即江东六十四屯）满洲人”问题的报告，说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条约取消了中国政府对六十四屯居民的永久管辖权，如果认为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六十四屯中国居民“不但不受有关俄国臣民的法律，而且，也不受有关居住在俄国土地上的外侨的共同法律的约束，则是勿需证明的牵强附会。”[24]为此，他建议阿穆尔当局“应当毫不迟疑地公布北京续增条约”，对六十四屯中国居民“进行登记”，使他们“服从俄国的法律”。
[25]同时，他还认为“无论瑷珲条约，还是北京条约，都没有规定中国人可以无偿利用划归俄国的土地的权利”，要求当局“立即着手将他们迁移出境的同时，向他们征收人头税和土地税，总共每年可得不下十三、四万卢布”。[26]马丘宁的方案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一取消中国政府对六十四屯居民的管辖权，二取消中国居民的居留权，将瑷珲条约的有关规定一笔勾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