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何兵先生以身说法，用自己曾“对某法院剥夺“二奶”继承权的判决进行非议”，被主办法官公开、激烈地反驳之亲历为时评引子，援引英国20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个关于言论自由的案例，摘录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判词为论据，给出了十分否定的结论——《法官不能为自己的判决摇旗呐喊》（2003年5月22日《法制日报》）我个人以为，这个结论值得推敲、商榷。
其一，二十世纪普通法国度、英国现代（不是何兵先生说的英国近代的）最伟大的法官丹宁勋爵在对该案所写的判词，并没有给出“法官不能对个案批评作出回应、不能卷入公开论战”之判例原则。何兵先生列举的案例乃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英王国政府诉《新政治家》刊物藐视法庭罪案（[1928]44 TLR 301），该案的终审判决确认关于《新政治家》藐视法庭罪名不成立的判词，当时倍受争议。该案诉辩的焦点是有关不当司法评论（言论自由）与构成藐视法庭罪的维度，并不争执法官可否回应司法评论，发表司法言论，阐明法律观点的问题。丹宁法官在判词里主张法官必须以审判行为本身为自己进行辩白，在审理案件程序进行过程中不能对批评作出答复，不要卷入论战，不得受到任何舆论的压力，应当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但是，丹宁法官并不反对在案件判决生效后法官回应舆论的观点，并对不当司法评论进行反驳。
综观欧美的许多著名法官，如美国著名的波斯纳、沃德金等，均时评累牍，著作等身，著述颇丰。这是法官解读宪法原则，强调法律规则，传播法治精神，宣传法制经典的重要方式、渠道，并没有什么不当。丹宁法官本人履任法官期间也写了大量的司法评论、纪实著作，在英国上议院（即英国的最高法院）做了很多精彩的演讲、即席答询，受到了公众和大众传媒的普遍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