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左宗棠和沈宝祯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技术学校；1867年，李鸿章会同曾国藩创办上海机器学堂；李鸿章1880年办创办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创办天津电报学堂，1885年创办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张之洞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1890年，曾国荃创办江南水师学堂。这些新式学堂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科的教学，培养出中国自己的第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新型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严复、鲁迅、张伯苓等近代史上的巨匠，都是出自于这类学堂。然而，朝廷创办这些学校只是为了培养外语及军事人才，社会正规教育体系仍是科举制度的一统天下。连学贯中西、名满天下的严复，为了仕途，都不得不回福建参加“乡试”，却屡次落榜，最后还是朝廷给了个“赐同进士出身”了事。与此同时，黄海对面的日本列岛上，发生着静悄悄的变化，它将令中国人刻骨铭心整整一个世纪。
说到日本，人们忘不了“遣唐使”。日本从隋唐时起就大规模引进移植中国的政治统治、文化、教育。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唯独没有引进科举取士制度。它的教育体制比起中国更注重平民教育。据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比较研究》，江户时期一般平民中男子有40—50%识字，妇女有15%识字或受过正式教育，而相应的中国道光时期，识字率不及10%。看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善于学习的日本人迅速总结出“虚骄自尊以卑视海外万国而招来大祸”的教训（松四成卿《 飓风新话》）。1868年明治天皇颁发“国是五项誓文”，把“文明开化”与“寻求知识于世界”提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同年，《王政复古大号令》称“登用人才乃第一急务”。1869年，“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上书天皇：“国家的富强扎根于人民的富强，人民无知识、贫穷落后的话，维新就只是一句空话，所以必须普遍提高一般大众的知识水平，应吸收文明各国的规则，徐徐振兴学校，普及教育是一大紧急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