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知莫如夫妻。段杏绵的话准确说出了马烽的特点。
当年的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张维庆在评价到“马西李孙胡”五老作家时，说过一番这样的话：“他们永远忘不了自己是人民的作家，首先是党员作家，因此，他们总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总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牢记自己首先是一个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
也是作为“山药蛋派”作家的韩文洲在我对他的访谈中，也十分明确地说：“马烽和赵树理不是一回事。马烽从来是站在党的立场，是党领导文艺的干部；赵树理是从来都站在农民的立场，是个农民的代言人。”
有一个小细节也颇能看出其中的不同。
撰写马烽传记的作家周宗奇，在他的“诠释”中，这样评议马烽的“党性”：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做中国共产党员比当中国作家的历史要长许多。在他们还远远没有懂得“作家良心”为何物时，“党性”却早已成为他们的最高精神追求。
他们的“党性”形成于可塑性最强的少年时代，又在一个远离家庭、远离社会的相对封闭的特殊环境中，不断得到革命思想的灌输并真心真意接受了它，其纯洁性和坚定性是终生再难更易的。比如马烽先生，自从“我把入党申请书交给老唐之后，好像把心也交给他了。”也就是交给党了！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从此感到生活更有意义了，也感到无尚光荣。”我按时“缴纳党费，汇报思想情况”；“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而且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在自我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