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恒在2002年第3期的《山西文学》上发表文章：《一道消逝的风景线——“山药蛋派”文学的回眸与审视》。文中专门有一章节“别贬低了文学大家赵树理”，做了如是阐述：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作家最为不同的一点是，面对当时甚嚣尘上的错误倾向，赵树理表现出了强烈的抗争精神和批判意识。1958年，赵树理在山西晋东南蹲点时，就因反对“盲目冒进”与地方领导多次激烈论战，对所谓文艺放“卫星”的荒唐运动，也公开撰文坚决予以抨击。1959年，他又写了一篇《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大胆揭露了“大跃进”中的种种问题，并毅然上书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结果被转回他工作的中国文联。赵树理因此遭到严厉“批判”，被斥之为和彭德怀“反党意见书是一个腔调”，“大肆攻击三面红旗”。而赵树理却表示，“我最厌恶的是放空炮、不实的坏作风，因为它一坑国家，二坑人民。”并不认错。六十年代初，赵树理对当时所谓的阶级斗争的严重估计以及稍后的“大写英雄人物”的说法均提出过质疑。他“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在这几年中，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而仅仅留下的几部作品如《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与剧本《十里店》中，都秉承着作家的良知，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阴暗面，而成为抵制极左路线的难得的“顶风”之作。
正因为赵树理的不合时宜，后来他又多次在整风会上挨整。1964年又被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并被调离北京“下放”山西监管。而到了“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山西作为“黑帮分子”、“反动作家”第一个“揪”了出来，并在没完没了的“批斗”中被迫害致死，为自己的正直与真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粉碎“四人帮”后，当地又迟迟未给赵树理平反。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某些“山药蛋派”理论家为了证明“山药蛋派”的显赫，才把这位含冤屈死于自己故乡的作家生拉硬扯了进来。“文革”前，在“山药蛋派”作家中，有所谓西、李、马、胡、孙一说。即西（西戎）、李（李束为）、马（马烽）、胡（胡正）、孙（孙谦），这时是没有赵树理的。“文革”后，有些人巧妙地置换了内容，将西、李、马、胡、孙解释为西、理、马、胡、孙。于是此李（李束为）变成了彼理（赵树理），赵树理也就成了“山药蛋派”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