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中国,偏在西南的重庆的“打黑”可谓赚足了眼球。1997年,重庆直辖。这个因水而兴的码头城市,自此成了中国西部的桥头堡和发展重心。 为了更便捷地获取暴利,一些人使用暴力垄断市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此后,他们开始谋取人大代表之类的政治身份,并在警界寻找保护伞。而巴蜀深厚的江湖文化背景——“袍哥”传统,也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滋生的土壤和润滑剂。 2007年主政重庆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了“平安重庆”的目标。 次年6月,他将“打黑英雄”王立军从辽宁调至重庆任公安局局长。而2008年发生的出租车罢运、2009年“7字头”公交车事故以及“3·19”枪案,更让主政者觉察到了涉黑问题的严重性。打黑行动悄然展开,2009年8月,重庆司法局局长、被传与多名“黑老大”交往甚密的文强落马。
官方统计,截至8月中旬,重庆市落入法网的涉黑成员已达1500余人,另有50多名官员因贪腐入狱。这一大规模的打黑行动让人不禁联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廉政风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社会资源与实际需要之间的矛盾,成为贪污的温床,尤其是在公共服务机构中,贪污风气十分严重,市民怨声载道,政府却显得有些束手无策。1973年,外籍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430多万的财产,怀疑是贪污所得。律政司要求他一周内解释清楚这些钱的来源,没想到,他却轻易地绕道新加坡逃回英国。市民对贪污的痛恨达到顶点,纷纷上街示威游行,“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