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虽然标榜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但它事实上成了代表着军阀、地主、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利益的国家。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帝国主义经济、买办经济、国营经济、私营经济、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并存，仍以农业经济为主。1936年中国近代工业只占工农业产值的10.8%，其中外资比重高达78.4%。1930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土地法》，规定土地税以土地增值为依据，限制地主土地数量，地租率不得超过37.5%，地主租地或卖地，原租户有承租、购买优先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思想，但由于国民政府的官吏绝大部分都是地主富农出身，这一政策并未得到认真执行，“耕者有其田”无法实现，农民问题没有解决，这是农民革命的根本原因。
国民党推行思想专制，一开始宣扬法西斯主义，赤裸裸地鼓吹独裁统治，遭受有识之士的强烈抨击，不得不草草收场。之后，国民党又推出“新生活运动”，宣传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和中庸思想，实际上是要求人民忠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政权，放弃革命和民主主张。国民党还推行新闻审查，加强舆论监督。国民党政权处于军阀割据的局面，中央政府权力微弱，再加上帝国主义入侵，贪污腐败，民生凋敝，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很快就被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政权。
三、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时期（1949——1956年）
也称为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将中国革命分为两步，第一步推翻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统治，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第二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进一步对将要建立的共和国的性质进行了界定：“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毛泽东明确指出，当时的中国“只能采取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形式”，而且是“不可移易的必要形式”。同时，毛泽东还论证了这一国家形式的过渡性，他认为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是几个阶级的联合专政，这就决定了它的过渡性。而无产阶级在联合专政中的领导地位，又决定了它只能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过渡，而不是向资产阶级共和国过渡[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