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
二 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三 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
四 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五 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
六 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
七 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上述条款被袁世凯执政时通过的《中华民国约法》完全继承下来，这说明“民主共和”的原则是各种政治势力的共识，至少是不得不承认的。袁世凯还说共和主义从孔子那里就有，他说：“孔子生贵族专制时代，悯大道之不行，哀斯民之昏垫，乃退而祖述尧舜，删修六经。春秋据乱之后，为升平、太平之世。礼于小康之上，进以大同共和主义，此其道源。”[6]尤其值得注意者为袁世凯1913年10月10日在大总统就职仪式上对共和作出的新解释，他说：“历访法美各国学问家，而得共和定义。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7]。实事求是地讲，袁世凯将“共和”解释为“民主法治”理论上是相当中肯的，中华民国时期各方势力都打着“共和主义”[8]的旗帜，故称之为“共和主义”时期。这一时期孙中山虽然提出了三民主义，但北洋政府是军事威权式政体，只能接受一般的“共和”，基本上仅限于中央政府组织形式，真正的“民权”、“民生”无暇顾及。
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共和很多情况下有名无实，甚至共和主义演变成军阀官僚手里一块骗人的招牌[9]。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举行总统就职仪式，《益世报》发表评论说：“人民心理，其注意在庆贺共和，而不专在新总统之就职；官僚心理，其注意在新总统之就职，而不知所谓共和”，官僚“脑筋中，帝制余毒终未脱除，其视总统就职，直与皇帝受禅无异，是人民视今日为共和纪念日，彼且视为新君践祚日矣”，“躬与盛典之人，非满清遗老即洪宪功臣，以为共和纪念日之点缀品”，“愿新总统永践誓词，巩固共和国体，勿使前两次帝制之乱死灰复燃。”[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