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人心，看看东固群众对共产党的热情和忠诚，李文林肯定不会认为还有必要靠平分田地换得他们的支持。
中共在东固一带的干部，原本的家境多半殷实，所以他们才能受比较好的教育。那时的农民往往只认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愿意相信这些人的见识，听从他们的指挥。共产党人可以凭借家庭在乡邻中的声望，号召朴拙的老表起事闹革命。
这样一群干部身上，交错着理念和实际的矛盾。他们当然是共产主义者，否则就不会舍弃安宁的生活投身革命。可是他们毕竟也是常人常性，现实中不可能没有种种牵绊。
如果按刘士奇的方法平分土地，这些干部自家的财产肯定要受损失。家人亲眷的焦虑不安，他们没办法全然无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中国人一直精通的机巧。
于是哪怕刘士奇已经令赣西特委决定没收一切土地平分，有些地方干部还是想方设法拖延，或者在邻里间私下串通维持原状，对外却假称田地已经平分。个别自私者甚至将好田留下，把坏田分出去。有的则公开要求“保护同志的产业”，“同志的租债不准抗”，或者直接反对一刀切的“抗租抗债”。
敢公然叫板的干部还是少数，更多人对付新土地政策的办法是消极磨洋工。用种种不作为让刘士奇的一套号令难行，根本搞不下去。
无处不在的阻力，或明或暗的对抗，刘士奇感觉寸步难行，搞得整个人都好像“半生半死”。
他当然不甘心，然后想到了借助外力打破僵局。
此时真的有一个能施以援手的人，而且和刘士奇还是亲戚，那人便是正率领红4军转战的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