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年没有东固的一个星期的休整，”多年以后毛泽东这样回顾，“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了。”
东固还有更让毛泽东等不能忘怀的东西，李文林这种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暂不亮出红色旗帜的生存办法，让失去井冈山的红4军领导人大受启示。他们决定不再株守根据地，转为在大范围内“打圈子”，也就是运动游击，伺机扩大地盘。日后继续与国民政府争战时，红军就是这样的打法。
毛泽东本人对东固的领导制度尤感兴趣。当红4军内因前委和军部权限发生争执时，他在给部下林彪的信里把李文林对武装的掌握视作党管军队的范例：“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一个子弹不过问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
1930年1月毛泽东又在另一封给林彪的信中，将李文林和朱毛、贺龙、方志敏并列，看成是中共创建根据地的典范。
然而就在这时，毛泽东与李文林和他领导的东固中共组织之间，关系却即将走向恶化。
1930年2月6日，东固西北方相距数十里的陂头。
一座古雅院落的厅堂里，决定东固周边红色根据地命运的会议正在召开。
与会者一方主要是毛泽东为首的红4军前委，另一方是李文林等代表的东固根据地领导。
近一年前相互间的融洽已全然不见，两边已准备好作一番面对面交锋。
这时的东固已经公开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这不见得符合李文林他们的本意，大家只是遵奉上级赣西特委的指令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