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邓小平同志和几位老帅的指导下,主抓了军队的精兵简政,那是‘文革’以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大‘消肿’。”
耿莹曾在父亲的回忆录中看到,当年父亲召开军委会议动员部属说:“现在这个样子化不了(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出来的,大家都懂得指挥机关人多了,高大了,并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很多事情难办。过去办事情简单,一个电话,或者把人找来,当面几句话一说,回去就办妥了。现在办事情有些人搞官僚化那一套……搞那么多干部,说是能上能下,实际上能上难下,提起来高兴,降下去就不高兴,还要骂娘。现在要消肿,做三年计划,真正消肿!”
为保证简编部队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军务动员,耿飚提倡首先把预备役搞好。转业复员的官兵要搞预备役登记。耿莹说:“父亲还给他们讲了《花木兰》的例子。他说‘你们看朝廷里就有花木兰父亲的名字,一旦打仗,一个通知下来,哪一天集中,他自己带弓马,带着保留的军服就来了’。”
在耿飚等的积极努力下,经过这次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600多万降到400多万。从此,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在军队序列中消失。
耿莹对耿飚在任国防部长期间组建特种警察部队的事记忆犹新。“1981年6月,父亲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如何应对国际上日益猖獗的劫持飞机等恐怖活动。”
10月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反劫机警察特种部队。“他们从武汉军区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开始封闭式训练,当地老百姓称他们是‘敢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