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有一份涉及到邵宪波和孙喜强的检察机关之讯问笔录，其显示的时间居然是“2010年6月11日20时30分—11日12时40分”。这，小而言之，是责任心不够;大而言之，不排除有关讯问仅是走过场的可能——某些“大人物”或许早就安排好一切了。
又如，“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我送钱，但不知道我送给谁。”之类的语句，竟然一字不差地多次出现在有关笔录中.
而且，2010年6月22日，检方对邵宪波进行了1小时30分钟的讯问，形成了14页多的笔录; 7月3日，检方对孙喜强进行长达两小时的讯问，形成的笔录仅3页多一点，记录人均为刘猛。7月4日，检方在对胡长生进行多达6小时20分钟的讯问，但只形成了7页多的笔录。
这些，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检察机关在讯问过程中，可能真的存在打骂、引供、诱供、体罚或刑讯逼供行为。
在记者调查中，邵宪波、孙喜强和胡长生的家属，以及其他一些亲友，都跟焦洁律师一样地表达了相同的疑问。同时，有关知情者还向记者提供了一些“佐证”邵宪波、孙喜强和胡长生曾经遭受刑讯逼供的资料。
在一篇题为《在辽源检察院老虎凳上的日子里》亲笔书信中，记者看到，“2010年7月2日早8.30分，我被省检察院刘猛、袁玉军等6—7人从北京友谊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押到辽源市西安区检察院，大约晚上8：30左右，把我扣在一个比较高的老虎凳上，凳子底下有一个20公分左右的脚踏板。袁玉军(省检办案人)把脚踏板搬走，这样我的双脚就悬了起来。他们安排4、5个法警看我，让他们给我弄点吃的(给我找了一个馒头)。然后他们去喝酒吃饭，晚11点左右回来，看上去都喝了很多酒。袁玉军先是站着骂，骂的十分难听，满嘴跑生殖器，不堪入耳。骂着走到老虎凳后面，抓住我头发往后拽，并用另一只手打我的头。刘猛用拳捶我的前胸，打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我醒来时，大夫往我嘴里塞药，又给我量血压，测心跳(是个40岁左右的男大夫)。隔了好一阵，看我稳定下来，大夫就出去了，这时袁玉军走近我，指着骂，并说，你算他妈的什么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