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的部分，其实就是“现代化”特征明显的部分，而欠发达的另一端，正是“传统化”色彩浓重的部分。被认可为领先、成熟的地区，“西化”趋强，于是乎称其“现代”和“发达”，而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正是由于实力不足而“中式”有余。假如把文化特征作为软实力的评价标准，恐怕我们将看到的，便是“不平衡”中的先进和落后的位置完全颠倒——先进成落后，落后变先进。
回归原点
“文化出口能力”，究竟能说明什么？在外国劳作、居住的华人多起来，大陆文化出口必随之增多，但那大部分的需求其实是另一种“内需”。况且，从大陆出口的那些人，多半是冲着别国的软实力而去，就算文化出口能力大增，仅能因此就证明本国自身文化软实力确实增强了吗？
谈及“文化管理体制的制约”，文化体制无法与母体剥离，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文化体制、文化特质和产品功能，必须要和社会体制“综合配套”。
同时，外界权威专家对大陆的观察也并非客观。如约瑟夫•奈曾提出，“尽管中国的软实力与美国的相去甚远，但忽视中国正取得的软实力是愚蠢的，对美国来说，现在是需要更加关注亚洲软实力平衡的时刻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署名文章，据此称“中国软实力崛起论是威胁论新版本”。
诸如姚明在NBA打球、高行健获奖、《卧虎藏龙》获奖，都被约瑟夫•奈当做“中国文化”走强的例子。他把进入某领域的“全球高端”当做了客观、中性的估价标准是不恰当的，因为用这些实例来证明西方文化的强势，同样依理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