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以为重刑主义可以更好地打击犯罪，其实重刑主义有时恰恰在放纵犯罪。比如呼格吉勒图案，短短61天就把从抓呼格吉勒图到处决他的所有程序都走完了，是从重从快了，但打击了犯罪吗？不仅没有打击犯罪，还让真凶赵志红漏网了，之后他又作案26起，奸杀了10多名女性。打击无辜，纵容真凶，比犯罪分子犯罪更邪恶。一次犯罪只是污染了水体，一起冤假错案却污染了水源。中国再也不能走重刑主义的道路，不能拒绝现代法治文明，不能让严打的悲剧重演了。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非常有道理的。不应该用残酷的刑罚来追求社会治安的好转，其实再残酷的刑罚也无法实现社会治安的好转。法律只是社会的底线，法律的前提是道德，道德才是社会的基础。所以有人反对“以德治国”的口号，我很不以为然，不讲道德，只讲法律，那是法家，是专制独裁的表现。法律也无非是人情，司法离不开社会实践，不讲道德，依法治国也是空谈。一个好政府，首先是为人民服好务，然后是教化人民，而不是用严酷的刑罚来处置人民，重刑主义，维稳思维，都与现代法治文明格格不入，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再抱着这样的陈腐观念不放，只能贻害国家，荼毒人民。
1983年严打的深刻影响，还可以从一些人身上体现出来。一是王立军，他是1982年当上警察的，没几天就赶上了严打，所以他的公安思维就是严打思维，在重庆搞的那套东西就是严打思维的产品。还有一个人，是青岛的聂磊，1982年的时候，他被判劳教6年，原因是在路上看到有个大孩子拦路逼抢小孩子的五分钱，他上去说了句话，“你怎么也得给人家留下坐公交车的钱啊”，结果被认定是抢钱者的同伙，因此劳教6年，一生都被毁了，后来就成了混混，再后来，就在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但聂磊有时还表现出非常善良的一面，说明也许他的本性并不坏。严打害了多少人？实在数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