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土地方面,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 ,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做起来也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
《南风窗》:尽管通常我们讲“国退民进”是中国转型的大脉络,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实务中,仍是“国富论”做得多,“民富论”做得少。那么,中国企业的成长在“国民进退”与财富流转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秦晖:我想,企业方面如果离开民主、自由的增进,那就是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你无法说到底是左一点好,右一点好,或者大国家好,还是小国家好。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中国只有朝着自由、民主方向增进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否则就像我所说的“尺蠖效应”,国进民退也好,国退民进也好,财富都不会流到普通百姓口袋里去。更糟糕在于,到一定时候上述“国有化”与“私有化”会再来一次,而不是有的人所说的“一次性完成”。
《南风窗》:但现在我们政府一年花的钱已经相当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
秦晖:所以说,既然不能制止搞国有化,凭什么有人把国有资产放进自己口袋里我们就不反对呢?凭什么说这种做法不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呢?而且,这种行为会自我强化,会更进一步加强“国有化—私有化”的积极性,最后是国家拿得越多,老百姓被拿的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