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而言，东欧国家的私有化讨价还价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都是赶紧私有化，裁减多少工人由劳资双方来谈，国家不会动用权力来动员裁减多少工人，或将资产送给某些特定的人。所谓的回收资本最大化原则，公开、公正、全民参与的原则，或像证券私有化一样，每人一份，而不会事先考虑将工人赶走。当然转轨完成之后，劳资双方的协商是另一回事，而且是有工会参与的，不是说先将该赶走的工人赶走后再提出对剩下的工人有就业责任，更不仅仅是政府与能人两方面私下交易完成的。
《南风窗》：若干年前，我采访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他也对市长先生们高谈“减员增效”提出批评，认为政府首先应该保障的是充分就业。
秦晖：所以我怀疑从“减员增效”到私有化有某种程序上的故意。当初之所以动用国家权力搞“减员增效”或许就是为私有化做准备的。至于民企无所谓“减员增效”，因为一开始它就不会雇佣冗员。国家也许是有意识在产权改革之前搞“减员增效”，当然也可以说这有回避意识形态风险的意思；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动用国家权力将工人赶走。工人能和资本家讨价还价，却无法同国家讨价还价，因为工会也是国家办的工会。这种工会在工人与私企间能起一定作用，但在国企和工人之间显然倾向于偏袒国家。
《南风窗》：以前我们讲工会是“福利工会”，而不是“权利工会”。但不得不承认，这“福利”二字长期以来也是打折的。
秦晖：是啊，中国历来是一个负福利国家，现在也是。中国的进步就表现在负福利的降低上，即向“零福利”渐渐靠扰，充其量是通过二次分配不加剧社会分化。现在更多是高收入者高福利，低收入者低福利。这样的福利安排，反映的还是讨价还价权利的缺失。 尺蠖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