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点二、判决书显示，闫啸天和王亚军猎捕了12只燕隼，逃走1只，死亡1只，剩余10只，有7只卖到郑州，1只卖给一名叫贠荣杰的人，还有2只卖到洛阳。 闫爱民和代理律师在掏鸟现场找到了多位现场人士，并一一询问，现场人士说闫啸天掏鸟的数量是6-7只，绝并不是16只。今年5月25日，付建在河南省第二监狱专门就这个问题询问了闫啸天，闫啸天称第一次掏了6只鸟。 对于为何开庭时承认捕鸟16只，闫啸天称“在森林公安录口供时，我一开始说6只，公安说我们口供不一样，把我们俩叫到一块，最后录口供录成16只，公安说弄几只鸟不是什么大事。”付建说，两个小孩当时以为说了就能走了。
疑点三、该案的代理律师付建表示，闫啸天曾经告诉过他，他第二次去掏鸟的时候，是因为有个人打电话说要买鸟，他告诉对方说没有了，对方说让他再去掏，掏了卖给他，但事后闫啸天才知道对方是森林公安的。 因为有人要买，闫啸天又和王亚军掏了4只鸟，但当买鸟人到达闫啸天家时，还带着当地电视台记者。“我们后来了解到，当时去抓闫啸天的时候来了两辆车，一辆车上是警察，另一辆是当地电视台的。”付建说。 闫爱民说，辉县森林公安的两个民警2014年7月20日到7月28日多次电话给闫啸天，让他掏鸟并购买，这些闫啸天的通话记录都是可以证明的，“如果他们不买鸟，我的孩子怎么会去掏？这种钓鱼执法的方式已经明显违法了。”
假如【疑点一】的证词能够成立的话；说明当地的公安在侦查此案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错误，连一个案发的地点都会搞错，有亏于人民公仆的光荣称号，接下来是检察院和法院根据公安的报批的材料依葫芦画瓢，没有到案发现场一一确认！其实说白了【疑点一】，这对整个案件的改判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以最严历的处罚标准，不过是二年以后可以撤销的一张黄牌警告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