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国平 最近一段时间，上海城市交通执法大队“钓鱼”执法，因触及了人们的道德底线而遭舆论质疑。此番舆论潮起《无辜私家车被以黑车罪名扣押，扣押过程野蛮暴力》的网帖。网帖称，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军（化名）因好心帮载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遭扣车与罚款1万元。原来那名路人是执法大队的“钩子”，专门诱人入瓮的。 钓鱼执法由来已久，有人甚至发文提及当年唐太宗曾婉拒“钓鱼式执法”一事：贞观初年，一位不甘寂寞的草野人士上书唐太宗，请他清除佞臣。太宗犯疑地问：“我身边都是贤臣，你所说的佞臣具体指谁啊？”回答说：“我身处草野，不能确知谁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试验群臣。若有人不畏您的雷霆之怒，直言相谏，就是正人君子。如果依顺您的情绪，迎合您的旨意，就是佞臣。
”可见古今中外此类执法并不鲜见，此外我也看了网上和传统媒体上不少这方面文章但真正揭露其背后实质性的执政执法者的深层次社会心态以及其严重危害的却很少，为此不得不饶舌几句。 勿庸讳言，为何被英美法系严格限制的包括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的“钓鱼执法”在当前中国却仍然大量流行？这是由于我国受到传统的人治社会习惯影响，执法者以高人一等的官员心态在管理这个国家的芸芸众生，而不是以法制为手段的人民公仆的服务心态尽力尽职，并且儒家的文化等级制为其管理社会者的“钓鱼执法”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根据，那就是处于上位或管理者位置的执法者就是君子就是大人[虽然他没有指名道姓地明确这么说，可其一套道德法律教化体系以及工具包括话语权始终掌握在上层人物手里故而导致了这样一种不得不承认的客观社会结果]，就是顺理成章的法律道德教师爷，他们永远是对的，作为被管理者只有必须无条件服从，无论从行为上还是思想上“下人”都得接受他们法律和道德居高临下的教育以及训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