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施一公教授斥“靠关系”说起
张华强
广州市副市长王东近日在一个公开场合指出，全国科研经费大概只有40%
是真正用于科技研发的，
60%
都用于开会、出差、接待等
方面，这大概是创新不很给力的一个原因。其实，当选美国“双院院士”的施一公教授早就撰文指出，在科研投入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之所以被减缓，主要在于靠关系来分配所有的新基金。“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被减缓的说法虽然值得商榷，但是在研究经费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之严重，确是难以否认的。靠关系来分配科研资源固然令人头疼，但是与在体制内进行近亲繁殖造成的创新精神畸变相比较，后者的危害可能更为严重。
这并非否认体制的作用，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在利益的多元化中，人们被划分到不同的体系内；彼此之间存在着体制的藩篱，通过特定藩篱将其他体系隔离出去的这个享有优势的体系就是所谓体制。科研经费的划拨或者分配只能在特定的体系内进行，靠的就是体制的力量；施一公教授所说的“关系”也属于特定的体系内的关系，外人是不能问津的。如果把一个体制当做一个圈子，那么施一公教授所谓“关系”只不过是圈子里的圈子。圈子里的圈子可以继续推延，直至接近最核心的资源分配。据说施一公教授落选中科院院士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没有获得中国国籍，国籍之类正是体制与身份有关的证明。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叫做以体制定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