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前者的失败与后者的成功？这个疑问至今仍争论不休。它们的方向都很一致，都是国富民强，都将军事力量与工业力量放在了率先考虑的位置，领导者也都是一时之俊杰。在中国是奕忻、曾国藩、张之洞与更年轻的李鸿章，距离他们不远处还拥有郑观应、王韬等引进新思想的人物；在日本对应的则是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西乡隆盛，他们周围同样有一群像福泽渝吉这样的思想家。
比起明治维新在世界史上获得的卓越地位，被历史学家们称作“同治中兴”的这段中国历史常常被习惯性地视作可以被忽略的失败努力，它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黑暗中国中的一个阶段而已。然而耶鲁大学天才而又早夭的历史学家芮玛丽（Ｍａｒｙ Ｃｌａｂａｕｇｈ Ｗｒｉｇｈｔ）在她的著作《同治中兴》中，却提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结论，她相信同治中兴中那一代人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事实上，正是他们的成功，至少使清王朝又延续了半个世纪。根据历史的记载，一些在19世纪70年代期间前往过中国与日本的人都相信，中国更有可能在这场近代化运动中获得成功，因为他们似乎有更多的力量投入到现代军事与工业的建设上。
“‘同治中兴’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芮玛丽相信，这场运动的失败在于，这些杰出人物试图把近代国家的形态移植到儒家社会之上，当他们越努力试图为中国引入新的技术时，越自觉地从传统中寻找依据。技术与物质上取得的某种成功，不是用来为中国展开一个新旅程，而是加强了旧有的逻辑。所以，这段被称作“中兴”的历史，恰到好处地回到了中国历史不断循环的框架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洋务运动的种种努力，包括现代的邮政系统、强大的北洋海军舰队、盛宣怀的官督商办企业，都像是覆盖在中国社会表面上的一层皮，它们只是强化了保守者固执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