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突变性只是历史这幕戏剧的客串演员，但它们往往光芒四射，令人难以忘记。毫无疑问，总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时期，它们所蕴涵的变化、指出的方向，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路线图。19世纪70年代前后，肯定是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一个时刻，它标志着现代国家崛起，伴随着物质与技术能力迅速增加，政府在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有支配性，它们收税、创办公共健康系统、推行普及教育、拓展对外贸易空间、建立工厂、招募更多的军队、积极展开外交行动、进行赤裸裸的掠夺……俾斯麦所领导的德国，是这种转变中最突出的例证。
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总是令人趣味盎然。差不多在同一时刻，中国与日本也都进行了类似的转变，但却通往了不同的方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中国的统治者是同治皇帝，他在1861年即位时所面对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中国，在对外关系上，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骄傲的中央帝国就在蛮夷面前倍感屈辱，而一场规模浩大的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则将帝国推向了破产边缘，在这种空前的危机前，一群即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可以称作杰出的精英人物，正希望推动一场变革。
而与此同时，在一位思维尚不清晰的日本少年天皇明治的周围，聚集起了一群反对幕府的年轻人。在1868年之后，他们一面清除国内骚乱，一面重新规划国家的未来。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到来结束了日本的封闭，而一直作为日本的学习对象的中国则在之前就暴露了弱点。日本这时需要一张新的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