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法庭的独立，特别是陪审员的独立，还应当是相对于政府的独立。在法理上，陪审员的角色是不屈从政府的社会善良人士，“他们不依赖有人员配备权的刑事司法体制当局的恩惠而求生。不象职业法官，他们没有兴趣因职业升迁而屈从于政治干预。因此，他们没有屈从于腐败或滥用刑事程序的动机。”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陪审员的非政治.性.，以此来作为他们独立于政府的基本条件。
（三）法官独立
马克思指出：“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有义务在把法律运用于个别事件时，根据他在认真考察后的理解来解释法律；……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法官独立的要求。在马克思看来，法官因法律和案件而存在，是联系案件与法律的中介。法官除了服从法律之外，没有任何别的需要信奉的外在权威。
法官不是政府的工具，这是法官独立的第一层意思。马克思对普鲁士法律制度的批评，其中之一就是“由于法官处于依附的地位，资产阶级的司法本身也就成了依附于政府的工具，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法纪本身已让位于官吏的专横。”
法官也应当相对独立于法院，这是法官独立的第二层意思。恩格斯指出，“在通行英吉利法的地区，审判员集议机构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在公开开庭时单独提出自己的判决并陈述其理由；不经过选举、不公开进行审理和表决的行政集议机构，主要是普鲁士的制度，在大多数其他国家里是没有的。”在这里，恩格斯将法官“单独提出自己的判决并陈述其理由”作为法治的标志，而把将法官仅视为数量上的一个单位而没有独立判决权和陈述权的法院戏称为“行政集议机构”。在这样一种机构里，法官成为一种“无面目的法官”。因此，恩格斯认为法官的终身制同代议制、出版自由、公开审判、陪审制一样，是资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中所提出的进步措施，它也同样代表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因为这是“摆脱封建制度的残余”的唯一可取之道。同样，马克思也赞赏当时德国的这样一条法律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