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只有司法权才是国民的直接所有物呢？所谓国民的直接所有物，可以理解为宪政意义上的人民的保留权力，即不属于国家而是由人民直接掌握和行使的权力。马克思指出：“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看法，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相反，行政权所表现的是国民的他治而不是国民的自治。”这话用在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区别上也是正确的，因为行政权体现为一种管理，必须借助国家的强制来保证国家意志的实现；而司法权则是人们之间社会纠纷的解决，因而可以归诸于人民自治的范围。
三、司法独立的生存基础：自由的国家
（一）司法独立与自由国家的一般联系
马克思认为，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将国家及其权力视作私有财产，因而不可能出现为保障自由而进行的权力分工与权力制约：“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实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这样的一种制度之下，要把权力分配给其它阶级来行使，或者要将独裁的权力交由其它人来行使，这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只有分权才会有司法独立存在的可能；而也只有司法独立才能打破权力垄断。正因如此，是否能够进行独立而公开的审判，是区别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标志。恩格斯指出，“在通行英吉利法的地区，审判员集议机构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在公开开庭时单独提出自己的判决并陈述其理由：不经过选举、不公开进行审理和表决的行政集议机构，主要是普鲁士的制度，在大多数其他国家里是没有的。”在恩格斯的心目中，通行英吉利法的地区也就是实行立宪政体的地区，而德国的普鲁士还没有完全消除专制制度的痕迹，法官在其中没有单独表述自己的意见并陈述自己理由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