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司法独立的依据：国民的直接所有物
首先，恩格斯认为，司法独立是政治设计的基本规律。恩格斯指出，“如果司法权不是与某种行政权完全不同的东西，那本来也不坏。”但问题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在职能范围与行使方式上都存在着天壤之别，因而在民主制国家，也就是“确实实现了各种权力分立的国家”里，“司法权与行政权彼此是完全独立的。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要把行政权与司法权绝对分开呢？关键就在于“这两种权力的混合势必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这种混合的必然结果就是让人一身兼任警察局长、侦查员和审判官。”也就是说，如果行政权与司法权混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出现同样一个人既是告发者、侦查者又是审判者的状况，显然这违反了司法公正的基本精神：任何人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侦查者、告发者的角色本身，就隐含着利害关系在内，因而，如果再由他们自己来作出案件的裁决，自然就不会有公正的结果。
巧合的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也是本着这一精神，来批判专制制度下的司法制度。“法官、原告和辩护人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构成一种专断式的三位一体的诉讼结构。马克思认为，这种集中是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合理的司法体制应当是：“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
其次，司法独立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它是国民的直接所有物。恩格斯在《〈刑法报〉停刊》一文中写道：“司法权是国民的直接所有物，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来实现这一权力，这一点不仅从原则本身，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早已证明了的。”这一思想在恩格斯的《集权和自由》一文中也有所反映：“司法权决不应当同中央发生关系，而应当属于人民，属于陪审法庭。”就结论而言，恩格斯非常明确地将司法的独立.性.提炼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