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严家祺、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的记载：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就开始了对黑五类的大屠杀，直到9月1日才结束。
原来如此！原来大兴县的屠杀并不是公社干部和贫下中农的自发行为，而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暗示、怂恿、鼓励，以及纵容和放任。
意识到这一点，当你再去读张连和的诗句“阴转多晴把党夸”，你不能不感到格外的悲哀。是啊，这些地富及其亲属明明是被共产党杀害的，可是到头来却还要感谢共产党，还要“把党夸”。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这些可怜的黑五类们只有引颈就戮，要不是张连和等干部前来搭救，他们就死于非命了。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处境下，他们对党感激涕零实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看清楚，在这场大屠杀中，罪魁祸首还不是公社干部贫下中农，而是共产党，是中共中央，是政府。
正如文革史学者宋永毅指出的那样，象大兴县血案一类暴行，实际上是“国家机器行为”；包括组织杀人行动的公社干部和动手杀人的民兵，都是国家机器的延伸。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大兴县血案看上去不是政府直接出面而是群众直接动手，但这正是政府在借刀杀人。是政府故意地让一些人不受法律的约束，让另一些人不受法律的保护。这就导致一些民众打杀另一些民众的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由于政府自己并没有出面，这就使得很多人把暴行都归咎于动手的民众，再加上到后来，政府还对一些行凶者实行了某种惩处，因此有很多人还会把政府当成好人。其实政府是在借刀杀人，政府，或者准确地说，最高当局才是罪恶的元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