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政府的制止方式也非常奇怪，出动了大批干部，包括县委书记、以及县委办公室、监委、共青团、武装部、派出所等干部，甚至连北京市委书记马力、市公安局长刘坚夫、市卫戍区张益三等都亲赴现场。奇怪的是，去了这么多干部，却没有带什么军警。按照张连和的记叙，当他们一些县委干部来到马村村口时，竟被马村的民兵阻挡，在费了一番唇舌后才得以进村。到了作案现场，凶手都在那里，人证物证俱在，政府却并不下令逮捕凶徒，而只是对其口头劝说。对方居然还不买账，还和他们争辩，以至于他们去了一趟又一趟，一共去了五趟，对方才勉勉强强地答应下来。按说，政府既然是政府，那就应该当场抓人，如果对方敢拒捕，那就该当场开枪制服；可是政府却只是一味劝说，和凶徒们不断地谈判，只求对方放下屠刀。这哪像是政府所为呢？
政府之所以叫政府，就因为政府拥有强制力。政府可以运用它垄断的暴力工具，强行贯彻它的意志，制止非法暴行。可是在这里，政府却是把它的强制力弃而不用，宁可像个手无寸铁的牧师那样，苦口婆心，喋喋不休。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其实，说怪不怪。
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校长卞仲耘。此后一连几天，又发生了多起红卫兵打人打死人的情况。这事反映到公安部，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怎么办？谢富治说：“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谢富治还特地警告说：“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