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民间和学界的呼声，官方却显得小心翼翼，理由是维稳，担心废除劳教后引起社会不稳定。
2009年，于建嵘出版《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评——基于一百例上访劳教案的分析》，提出劳教已经成为某些地方政府惩罚上访户的手段。
“我把信访劳教作为废除劳教制度的突破口。”于建嵘奔赴实地寻找到的证据表明，随着维稳成为基层政府政绩考核的指标，信访劳教已经越演越烈。
如2009年的“一元钱被劳教案”，三个去北京上访的常州市民，因为被认定没有付一元钱的公交车费被常州警方分别处以一年劳教。
2010年，于建嵘邀请国内一干知名学者开会，呼吁彻底废除劳教制度，结果会上一位重庆来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劳教有存在的价值，理由是在当时重庆的“唱红打黑”中，劳教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一击：从重庆到唐慧
2012年5月初的一个傍晚，《南方人物周刊》主笔何三畏接到律师浦志强的电话，“我来成都了，隔会儿还有‘一坨屎’要来。”
他指的是重庆网民方竹笋（真名方洪），2010年，方在网上发帖以“一坨屎”影射当时的重庆领导层。这个粗俗的段子让他付出了劳教一年的代价。放出来后，他在微博上联系浦志强说想起诉劳教委。
在成都，浦志强和何三畏一起见到了方洪，方后来回忆说：“在里面，我就发誓把劳教制度给废除。”随后，方洪诉重庆劳教委胜诉，成为重庆劳教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