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废除劳教的声音此时也开始走向前台。1996年，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宋炉安发表了《劳动教养应予废除》，这是国内第一篇旗帜鲜明的要求废除劳动教养的论文。
石家庄人郭光允和沈阳人周伟被劳教的案例，则分别证实了宋炉安的担忧——劳教，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公权侵犯私权的工具。
1996年，通过核对笔迹，郭光允因为被认定写了匿名信，“诽谤省主要领导”而被石家庄市劳教委决定予以两年劳教。
沈阳人周伟同样在上京举报时任沈阳市长慕绥新涉嫌贪腐后第二天被送进劳教所，周伟在劳教所里待了七百多天，掉了五颗牙齿。
在周伟出狱的2001年，在北京，一场关于劳教制度的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这是劳教制度确立46年以来，第一次由法律学者组织的相关讨论会。参会的都是全国各个知名院校的法学教授。
是否应该废除劳教制度？如何进行改革？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杨建顺认为劳教有其合理性，其最初设立的目的是好的，需要改良而不是废除，引发了较为激烈的讨论。经过两天的会议，虽然争议未解，但教授们也达成了一些共识，他们将之命名为“劳教改革不能突破的底线”——劳动教养必须达成司法化，公安机关不应具有未经司法审判即可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权力。
联名上书：要求启动违宪审查
两年后的2003年，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发现改变现实还有另一种可能。
这一年被称为网络公共舆论元年，孙志刚事件引发了全社会对收容遣送的谴责，在刚刚兴起的网络上，虚拟空间中的讨论似乎比线下更为热烈。当北大三博士提请全国人大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舆论的呼声达到顶点。
